位于太原市小东门附近的“太原工程队”的血泪记忆旧址，静静地隐匿在城市的喧嚣当中，当年日军的太原集中营就设在这里。旧式的砖瓦房现在还透着些许阴森，似乎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血腥气息。
“太原工程队”集中营修建于1938年6月，占地面积几百亩，是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地区最大的日军集中营之一。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里关押过包括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共产党干部及当地游击队、武工队、老百姓共计10余万人，上演了太多灭绝人性的人间惨剧。其中，最令人们胆寒的是日军新兵所谓的“试胆训练”，赵培宪就是从日军刺刀下逃出的幸存者。
战俘营中的幸存者
1942年7月，200多名日军新兵被补充到侵占太原的陆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独立步兵第13大队。这批新兵毫无作战经验，为了训练胆量，旅团长津田守弥密令各部队使用活人对新兵开展“试胆训练”。第13大队大队长安尾正纲接到密令后，将这批新兵教学科目中的假靶刺杀训练，改为用活人做靶。
日军新兵的活靶刺杀训练场地点选在位于小东门外一个叫赛马场的乱葬岗。日军将20个中国战俘为一批带至刑场，排成一横列，用绳索捆绑住每个人的双手，然后剥光他们的上衣，露出胸部标示心脏位置，供日本新兵练习刺杀。负责训练的教官住冈义一讲解完要领后，发出第一声口令，日本兵退掉枪里的子弹。随着第二声口令的落下，20个日本新兵“呀呀”怪叫着冲向战俘，朝战俘身上疯狂捅刺。刹那间，刑场上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赵培宪，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本不该出现在这样残酷的现场。可两年前，这位西安青年毅然放弃安逸生活，投身抗日运动，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没想到在一次日军大“扫荡”中，八路军总部遭袭，赵培宪和许多战士被活捉，后被送入囚牢。
赵培宪是第三批被拉上刑场的，他发现警戒的日军只围了三面，而后面不远处有一条深沟，看到这一切，求生的欲望使赵培宪决心豁出命也要尝试一番。当他看到日本兵的刺刀快逼近胸膛时，疾速侧身躲开刀锋，旋即用肩膀将日本新兵撞了个趔趄，又一脚将其踹倒后转身便跑。这一突发情况让日本兵愣住了，新兵们更是手足无措。等他们醒过神来，要举枪射击时，才发现枪里没有子弹。等装好子弹，他们狂呼乱叫着追出半里地时，被一条深沟挡住了去路，沟深数米。而跳下沟的赵培宪已经无影无踪了。
抗日战场上的复仇者
能从日军活人刺杀的刑场成功逃脱，赵培宪是绝无仅有的一位。逃脱后的赵培宪几经辗转，终于归队。1942年8月21日，赵培宪以“培宪”为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我曾被当作活肉靶子”——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向世人揭露了日军虐杀战俘的暴行，后经多家媒体转载刊登，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日本最高军事当局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停止了这种用战俘做活人靶训练士兵的残暴行径，并将这场大屠杀的责任者以泄密失职罪交付军事法庭处理。重返抗日战场的赵培宪，将满腔愤恨深埋心中，多次参与对日作战。抗美援朝胜利后，他转入地方工作，但始终未忘战俘营的屈辱。
庭审现场的控诉者
太原解放后，“太原工程队”成为日籍战犯太原管理所，关押着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侵略者。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新中国最高法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赵培宪委托公诉人当庭宣读他亲笔书写的控诉书，再次将日军用战俘进行“试胆训练”的场景呈现。控诉书的最后，赵培宪愤怒地谴责日寇：“我是跑出来了，但我们许多同志却已被当作‘肉靶子’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了。我真想不到世界上有这样灭绝人性的野兽，难道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可以被虐杀吗？”
当年参与组织“试胆训练”的日军战犯住冈义一在法庭下认罪表示服法：“我刚才听到赵培宪的控诉，我虽然不能负全部责任，但是我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分子杀害了他们，对此我要求审判长给我严重处分，这个处分本身就是我对被害者、对中国人民微小的谢罪表现，这个表现是非常小的，但是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来谢罪。”经审理，法庭最终对住冈义一作出有期徒刑11年的判决。
赵培宪的控诉材料，不仅在审判日本战犯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的重要铁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