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这首慷慨激昂的《抗大校歌》，对今天的许多人来说已经非常陌生。
1937年1月，原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设在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纷纷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抗大成为抗日救亡的革命大熔炉。
1938年11月，根据全国抗战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抗大迁移到华北敌后办学，目的地是晋察冀边区的晋东南根据地。抗大总校学员，加上华北联合大学学生约5000人，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成仿吾任副司令员。
1939年7月，转移行动开始。8月1日，队伍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境内。9月底，抗大学员们在八路军120师部队的掩护下，分批越过同蒲路敌人封锁线，胜利抵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山西的晋东南根据地还处在日伪军“扫荡”之中，抗大总校决定暂缓前往，驻扎于河北省灵寿县陈庄。
这次抗大大转移，历时两个半月，途经25个县，行程1250公里。其间，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和感人故事。
开国上将洪学智，曾担任抗大四大队副队长。当时，他和妻子带着还没有满月的女儿，也走在大转移的队伍中。当队伍走到太原阳曲县时，为了保证全体人员安全越过敌人封锁线，他们忍痛将襁褓中的女儿托付给了当地的老乡。
当时，阳曲县是延安通往晋察冀根据地的咽喉要塞，为了控制这个重要地区，日寇前后几次以优势兵力对当地的抗日力量进行了袭击。就在抗大学员到达阳曲县的前几天，一队抗日学生团也在此地遭遇了日本鬼子，多人被杀害。所以，抗大学员队伍通过阳曲县敌占区，遭遇敌寇的风险很大。
为了保护抗大学员队伍的安全，中共阳曲县委彻夜开会，制定了一条相对安全的行军路线。尽管这条路线避开了大部分容易被敌人伏击的地方，但位于高村的一座炮楼却是必经之地。抗大学员带队领导决定，全体队员轻装前行，除了必要的装备和文件，其他的东西能丢掉的就丢掉。
洪学智和妻子张文就在这支队伍中。当时张文刚生完孩子，怀里抱着还没有满月的女儿。在通过敌人封锁区和炮楼时，一旦婴儿啼哭，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不想因为孩子让战友们冒风险。在经过一番艰难的思想斗争后，张文决定把女儿留下，托付给当地的老乡。
由于时间太匆忙，他们无法为女儿挑选合适的人家。张文最后给女儿喂了一次奶，随意找了附近一家开着门的房屋，把用蓝花布包裹的孩子放在了炕头，并在包裹中放了一顶红五星帽子，然后忍痛含泪出门。
这支抗大转移队伍，最终安全通过了敌人封锁线。
1940年2月，根据形势的发展，抗大总校再次踏上转移的征途，到达山西省武乡县，与何长工领导的抗大第一分校会合。至此，抗大总校胜利完成了抵进晋东南根据地的任务。1945年8月，抗战胜利，抗大办学宣告结束。
洪学智夫妇一直牵挂着当年寄养在太原的孩子。1951年5月底，张文亲自来到太原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在阳曲县委的大力协助下，终于与分别12年的亲生女儿喜获重逢。
原来，由于当时兵荒马乱，老百姓生活异常艰难。后来几经辗转，孩子被阳曲县方山村农妇白银翠收养，并取名为红红。白银翠知道红红是红军的后代，在她的精心照顾下，孩子渐渐长大。
洪学智夫妇，为了整个革命队伍的安全，为了抗大战略转移的胜利，为了祖国抗战大局，选择将亲生女儿留下。他们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革命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后辈铭记和弘扬。
养母白银翠含辛茹苦抚养红红12年，最后又毅然把她交给亲生母亲。此后，洪学智一家也与白银翠常来常往，书写了一段军民鱼水情深的佳话。